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不平凡的人，但是生来就不平凡的人怕是少之又少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事情，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位在农村初中没有上完，然后努力学医做到解放军第十二中心医院主治医师的故事。为保证故事原味，我尽量依据他的口述及他自己的文字整理矫正，以供大家一看。
我叫张**，1946年出生，父亲务农，兼做木工，瓦工手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1954年在乡小学读书，并考入了巩县十三中学，但在生活困难的大跃进年代，为了保证比我小2岁但学习刻苦、天资聪慧的妹妹能继续学业，父亲忍疼让正上初二的我回乡务农。
然而，妹妹刚考入高中就病倒了，校医诊治4月余不愈，无耐休学治病，回家后，我每日天不亮就蹲守诊所门口候医，有时跟着医生跑一天才能请到家中，看完病再送医生回诊所取药，冬夏如一，风雨无阻。
然而，即便跑遍周围几十里地的诊所。妹妹的病不但没有好转，最后竟然瘫痪，无奈之下，父亲带妹妹去县城第一医院就医，当时押金150元（当时劳动一天能挣10工分，相当于两毛钱）对全家是个天文般的数字，我妹妹在医院走廊停放了一天，然后父亲去多家筹借，才算交够钱入院，住院40余天，诊断不清，治疗无效，建议转河南医学院，可是，家中实在经济困难，治愈无望，只好接回了家中。历经前后一年半的时间，疾病就夺去了她仅17岁的生命，那是1964年。
妹妹的死使我万分悲痛。从此立志学医，献身于医学事业。因无钱买书，初学针灸、推拿，除看书外，每日利用下工之余，跑到几里外的诊所偷学扎针，有时假装病人，亲身体验，来掌握每一穴位的取穴、进针、行针手法，从医生问病史的过程中了解他的取穴原则，配穴规律以及疗效情况。回家后，就反复在自已身上试扎，看不到的穴位就照着镜子扎，镜子也照不到的地方用手摸着扎。经过一年多的苦心钻研和实践，已能治疗不少常见病、多发病，每当给乡亲们解除病痛之后，我的心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和安慰。
那时我极度渴望能有一本经典著作－－医宗金鉴。于是，我偷了家中13斤麦子，买回了这本书，从此如获至宝，白天劳动之余，只要有一点空隙都不放过，晚间书在手中掉落才睡。父母看我一月用去一斤多煤油，又认定我学医不成，还要浪费仅有的些许血汗钱，每日责骂，更不给我清静的学习环境。但在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，我顶着家庭的压力，生活的艰辛坚持了下来，成了当时公认的“自学成材”的郎中。
1965年，在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的支持下，我参加了河南省林牧厅举办的兽医培训班。虽学非所用，但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。我怀着感激之情参加了这个学习班。4个月后毕业任大队兽医站兽医保健员，至此摆脱了繁重的劳动，家里也就不再为难。
当年又调我到村卫生所，但仍兼任兽医保健员工作。当时的诊所有专职西医的，有专职中医的，有专职针灸的，我刚到诊所时，只是干些取药、配药的杂活，在医生不在时才给人看病。慢慢的找我看病的人多了起来，甚至有些老医生也束手无策的疑难病人，到我这里也能治好，加上我是中西医、针灸都会，且无论寒冬酷暑、黑夜白天，病人有叫必到，没有架子，在诊所就有点不受待见。
在我们公社驻扎着一支炮兵部队，在流脑流行季节，他们总下来帮助防治，在和他们的接触中，使我对部队、对军人充满了敬仰之情和神圣感。
1968年国家征兵，我义无反顾报了名，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年龄正好22岁，是报名的40多名年轻人中年龄最大的，众人都认为我是最没希望入选的。有一天，部队有个人到村诊所找我看病，在我给他开药方时，看到我的签名喊道“哎，你不是报名参军的张**嘛？”，我说是，他又问道“你在村里当医生不是很好的嘛，为啥还要去当兵呢？”，我就把我妹妹的不幸遭遇，我立志学医救人的经历给他说了，他听后很受感动，对我说“只要你体检合格，王河村哪怕只有一个名额，也是你的”，我才知道他是部队排长张继泉。最终王河村有6个人入伍，我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入选的也就顺利入了伍。
当年，我把妻子、两个孩子留在家里，跟着部队来到祖国边陲城市--喀什，随身仅携带了针炙针、火罐和一本医宗金鉴（入伍前我已经通读了针灸大成、针灸学、本草纲目、寿世保元、女靖传、汤头、药性、脉决等书）。来到六师十八团三营九连的第二天，我就冒然找到营长郭炳晨汇报了我的入伍动机，学医经历和想学医的愿望，营长当即就对我说，“只要今年卫生队办卫生员学习班，就让你去”。果然汇报后第七天，连里就通知我到卫生队报道，当时，我那兴奋的心情实在用语言难以表达，我感激部队，感激张继泉、郭炳晨两位领导，是他们把我送进了这神圣的医学之门，把我送上了这宽广又无尽头的医学之路，至今怀念倍至，永生难忘。
1968年8月卫生员训练班毕业后，我被分到了三营卫生所，所长毕业于齐齐哈尔医科大学，我十分敬仰他，渴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，在那个人人争当先进的年代，我更是严格要求自己，每天除了完成所里打扫卫生和卫生员的医疗工作外，就到外面打扫厕所、修水渠、平操场，帮助种菜等。
卫生所一共三人，分别是医师、助理医师和卫生员的我。初期，所长医师对我不错，后来不少病人听我同乡入伍的战士说我在家是中医，还小有名气，就到卫生所直接找我看病，有些干部家属也慕名而来，我从未拒绝，因都是些慢性疑难病症，如头痛、腰腿痛等，我就采用针炙、中药治疗，此事引起了所长的不高兴。
十二医院医疗队下部队服务，李松龄主治医师分到我们卫生所。他除帮助看病外，每天在“天天练时间”给我们讲课，可是所长不让我听，说我是卫生员，我就每次站在门口偷听，还借回李医生的内科学基础阅读。结果所长给我定了抱大本本是走白砖道路、不突出毛泽东思想、到外面劳动是扩大自已的影响、给战士看病是名利思想、给领导家属看病是讨好领导等几大罪状，每逢星期六班务会就批判我，用当时的话讲，就是帮助帮助。同时对我还采取了封锁政策，所有的药柜、治疗、出诊箱都落了锁，使我只能干医疗以外的事。
无奈我向营党委、团党委反映此情，营党委多次参加我们的班务会表示关心。1969年7月1日，我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随即调入团卫生队当卫生员，离开了营卫生所。同年9月，我做为前线抢救小组成员参加麦盖提行动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1970年，为响应毛主席“五七指示”（中医、中药是祖国的医学宝库，应努力发掘）方针，团党委决定让我创办“五七药厂”，主要任务是熬甘草膏，由七名家属、一名卫生员组成。我们由两口大锅起家，采挖甘草上百吨，各种中草药数十种，建起了中药房，配制各种中成药10余种，熬甘草十余吨，经自治区药检所监定，各项指标符合卫生部标准，还配制了柳叶注射液，提取黄连素等，为了保证药厂的工作，我放弃医助训练班和上大学的机会。1970年年底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，出席了南疆军区第五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同年正式提干为助理军医。
1972年，我被送往克州人民医院全面进修一年，为以后的内外科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1973年到位于西藏中印边界的温泉驻防一年，驻防地岩壁上流出的就是含硫量很高的地热水，早期的驻防战士用石头围砌成池，上面垒上石屋，用圆木挖槽将石壁流出来的地热水引到池子里，我和战士们就经常下到五六十度的池中泡澡。后来在札达、低压驻防的一年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当地谚语“山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，风吹石头跑”足以形容环境的恶劣，我们驻防穿的衣服是这样的，脚上从里往外依次是羊毛袜子、羊毛皮鞋、高过膝盖的毛毡靴，身上从里往外依次是衬衣、绒衣、羊毛背心、棉衣、羊毛皮大衣。
在温泉驻防期间我还学完了南京医学院拉丁教材（那时候医院开处方用拉丁语，后来逐步废止）。1974年12月服从组织分配到阿里军分区，1975年调到陆军第一五三医院，任外科助理军医。
十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单纯突出政治的状况有所改变，使我更感到知识的重要性。1980年我在洛阳医专附属医院进修普外、烧伤整形一年零八个月，熟练掌握了外科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和中等手术，掌握了烧伤的诊断、治疗和创面外处理，熟练掌握了取皮，植皮术及一般性整形手术。1983年正式开展烧伤整形专业，并对一例颈部四度瘢痕挛缩畸形病人，采用自己创造设计的肩项背皮瓣整复手术，历时18小时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，填补了医院空白，为此荣立三等功。
1983年我考入原乌鲁木齐军区军医学校，除读完工农兵大学医学专业教材外，我补习了初中、高中语文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等课目，并学习了英语，扎实了基础理论知识。
1985年我参加三年边防建设医疗队，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地区到施工现场巡诊治病，在天水海曾由于缺氧双目失明六小时，直到圆满完成任务才随大部队下山。
1985年12月，新疆军区十二中心医院院长岳重民到我院要人，他看了我的档案和院领导介绍后，认为我事业有追求，也有中医基础，点将将我从陆军第一五三医院调往十二中心医院。十二中心医院是南疆军区最好的医院，也是全军先进单位，为此我也拼命工作，刻苦学习，认真总结临床经验，把目光投向全国和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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